養孩子在很多人看來，都是苦差事，包括我。原以為熬過孩子的嬰兒期就好了，等到孩子的青春期，才發現，那千真萬確不過是起點。
我有本書叫《人生是一場修行》，有人調侃，有孩子的人生才是真修行，其他都是假修行。
或許，可能，是真的。
古人養孩子似乎容易點，畢竟一家能生七八個，多了就不稀罕了，大不了給孩子們安排點職務，比如老大是連長，負責賺錢；老二是排長，放哨站崗；老三是班長，負責管理老四到老八。井然有序的樣子。
古代孩子好養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首先物質條件就是一切的前提，物資沒今天這么豐富，想富養也沒可能。
一個貌似微不足道，但對今人來講，卻很重要的原因，是養育理念問題。
古人的養育理念說不上多科學，但至少很精練。因為精練，你就不好挑他的毛病。五千字的《道德經》沒毛病，如果擴展成50萬字，別說會有錯別字，也會有一堆憤青來懟你。
什么是都簡練了好。
要說養育理念，首推還是儒家。為什么是儒家？回答這個問題，先來看看儒家為什么能在“百家爭鳴”中不僅存活下來，而且發揚光大，成了兩千多年的正統。
原因當然也很復雜，咱們還是簡約化，做個對比。
比如曾經是顯學的法家和墨家。
墨家的特點，是對自己特狠，墨家很像宗教組織，紀律嚴明，絕對的苦行僧。
法家的特點，是對別人特狠，殺伐決斷，無堅不摧。
結果呢？因為對自己太狠，也就沒多少人愿意加入墨家，畢竟誰都不愿意和自己過不去。墨子的理想國就只能是理想國了。
因為對別人狠，法家難免會引火燒身。代表人物韓非子被另一代表人物李斯搞死了，商鞅倒是變法成功，最后也死于“商鞅變法”。
最經典的鏡頭是，商鞅得罪了守舊派被追殺，逃到一地，想住客棧，老板問他：“同志，身份證呢？”
商鞅正在逃跑途中，哪敢帶身份證呢？老板便不讓住，說道：“這是商君（商鞅）的規定，必須嚴格執行！”
商君不知作何感想？
墨家的衰亡，似乎情有可原；法家讓人覺得有點可惜——其實也未消亡，漢武帝“獨尊儒術”，在不少人看來，就是“外儒內法”，法治思想也是整個封建社會的重要發展主線。
法家是一柄雙刃劍，容易割傷自己。
儒家似乎避免了這些弊端，歷史上儒生被坑被殺的不少，但就像一支軍隊，打來打去打了兩千多年，沒點傷亡也不可能。
儒家這么能打，一定程度上是因為，它既不對自己狠，也不對別人狠，而是側重于人格養成。它企圖用社會的教化實現法家“對人狠”的效果，同時用人格的養成實現墨家“對自己狠”的目標。嗯，這句很經典的，大家可以記筆記了哈哈。
所以儒家是最重視教育的，幾乎所有的大儒，都以老師自居；到了唐宋以后，考個試，連主考官和考生都有了“師生”之誼。
從某種程度上說，儒家能從“百家”中脫穎而出，重視教育才是根本原因。
把儒家說成“教育家”，貌似也沒什么大問題（有問題你來打我呀~）。
與其說古代孩子好養，不如說儒家的教育思想讓孩子好養。
因為，儒家的教育思想看似博大精深，使勁一鉆研（鉆不下去你就再加把勁），其實就兩個字：
一個字，是“養”；另一個字，是“化”。
養，是教養的養；化，是教化的化。
教養、教化，我們習慣于盯著“教”，結果就錯了。事實上，重點不在于教，而在于養和化。
所謂養，就是環境養成。父母是孩子的鏡子，孩子是父母的影子。家庭長什么樣，孩子就長什么樣。
“龍生龍、鳳生鳳、老鼠的孩子會打洞”之類，在“王侯將相、寧有種乎”的革命時代一定會被大加鞭撻，但在和平年代，你會發現，這一規律依然是規律。
西方科學發現，人腦中有一種細胞，叫鏡像神經元。它能不動聲色地把人看到的東西，“錄制”下來，儲存在大腦的硬盤中。
因為是硬盤，不是內存，所以，這些“視頻”你自己發覺不了。但某一天，在某個時候，遭逢某種際遇，它們會跳出來，左右你的行為。
比如，小時候，你看見父親毆打母親。長大后的某一天，你“忽然不知怎么滴”，就打人了。你也不知道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。
很大程度上，就是鏡像神經元作怪。它教會了你一種處理方式：用拳頭解決問題。而根子，在你幼年看到并儲存下來的“視頻資料”。
鏡像神經元只是從科學的層面，給儒家“養重于教”做了注腳。這個注腳的意思是，你說100次，不如做1次，言傳永遠打不過身教。
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“養”就是“教”，無法分割。
而“化”，則是“養”之外的另一種教育方式。“養”是宏觀的“教”，“化”是真正的、具體的“教”。
所謂“化”，就是感化，就是感染，就是以文化人，就是春風化雨。“化”的行為主體，可以是家長，也可以是老師。
“化”有兩個原則，首先要自己把問題“化”開，自己充分消化，這樣才有可能去感化孩子；
其次，你和孩子之間，要有順暢的溝通和連接，他能接納你，你才能感化他。
為了實現這一目標，西方又拽了一個詞，叫同理心。同理心，也就是共情，即感受他人情緒的能力。
你能感受他的情緒，他能敞開心扉，“化”才成為現實。
“育”的關鍵在家長，“化”的關鍵在老師。但很多時候，起到最基礎作用的，還是家長。
所以才說：養不教，父之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