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傷害我們的并非事情本身，而是人們對事情的看法。”20歲的王書誠說，他與抑郁癥抗爭了5年。
從初中三年級懷疑自己發病到去醫院確診堅持服藥，從老師和同學誤解取笑到慢慢釋放善意。后來到大學，甚至會主動談起自己的病情。王書誠感受到社會整體對抑郁癥認知的進步。同時，他也感到社會對青少年抑郁癥認知的滯后和不足。
“想開一點就過去了”“小孩子太嬌氣、太矯情”“過了青春期就好了”……《工人日報》記者采訪發現，由于青少年抑郁癥狀不明顯，家長們多將其當成“青春期叛逆”。
“我不是脆弱，也不是矯情”
一次英語考試成績發放前，王書誠躲進了體育館的樓梯間。一個人蹲坐在臺階上，希望這個難熬的時刻趕緊過去，母親的責罵在腦中回響，“給我倆丟人，英語這么差。”他突然發力，用牙狠狠咬住手背，直至流血。“疼痛會讓我冷靜下來。”王書誠回憶自己發病說，可能一件小事，就能讓全部情緒崩潰。
10月10日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《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（2019-2020）》，數據顯示，18至34歲青年是成人中最焦慮群體。2020年，我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.6%，其中重度抑郁為7.4%。
王書誠的父母都是高中英語老師，早期沒有察覺到他的抑郁傾向。王書誠的母親說，班主任曾打電話告知，兒子上課注意力不集中，課間不跟人說話。她也發現，兒子體重下降，以往愿意看的籃球比賽也不看了，總把自己悶在房間里。她只是覺得，兒子是英語沒考好受到打擊，太脆弱了，過段時間就好了。
沈陽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專家劉長輝介紹，重性抑郁障礙是指持續至少2周的心境抑郁或者喪失興趣或愉悅感。在青少年身上，最初會表現為食欲下降、失眠或嗜睡、興趣喪失、注意力不集中等，不太容易被察覺。
“我不是脆弱，也不是矯情。”王書誠說，班主任的態度經歷過180度大轉彎，最開始覺得成年人才得抑郁癥。父母也覺得有吃有喝、學習環境又好，其余的訴求都是過分的。
在與心理咨詢師經過多輪徹談后，王書誠父母才有了改觀，同意吃藥治療，還找到班主任尋求幫助。班主任態度改觀后，特意囑咐3名同學輪流陪伴王書誠，給予關心和照顧。
然而，更多的家長沒有意識到“這是抑郁癥”，導致抑郁癥的就診率很低。
互動少缺乏真實感，價值衡量標準單一
青少年心理咨詢師王冠因工作需要觀察過很多個家庭，她發現，作為獨生子女的青少年，與鄰居、同學的互動很少，缺乏大自然接觸，缺少長期玩耍的伙伴。回到樓房家中，玩游戲、看書和電視。接觸虛擬世界多，缺乏真實感。這樣的孩子一旦在現實世界遇到煩惱，容易變得不知所措、一下子無法接受。
王冠曾對10所中學500余名初高中生進行抽樣調查，她驚訝地發現，132名學生明確表示厭煩學習，還有34名學生覺得人生沒什么意義。
如今，00后、10后家長無論是對教育的投入和重視度，還是受教育程度都要超過以往，為什么現在青少年更加容易抑郁呢？
“你現在能考上本科，以后進個大單位就是成功。”這是劉子晴父母常掛在嘴邊的話。劉子晴的生活條件優越，父母總是將一切都安排好，只讓她安心讀書，剛上大學，她迷茫了很久，沒有人生目標，更找不到自己的價值。于是逃課，整天打游戲，最終，被迫退學。
劉子晴是王冠治療的患者。王冠表示，進入大學后，人際交往能力、認知能力、興趣特長、溝通表達能力等多元化的評價標準讓只有“成績好”的孩子很難適應。
王冠認為，現在的青少年接觸的信息渠道多、信息雜亂，容易受到消極導向的價值觀影響。
早識別、早發現、早治療
“任何精神心理疾病都需要早識別、早發現、早治療，這是科學。”沈陽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專家劉長輝說。輕微的抑郁癥，可以通過心理咨詢和治療、適當休息和減少學習任務等方式緩解。但不治療，會讓癥狀潛移默化到人格中，人格抑郁就會悲觀、自我否定，嚴重時會導致孩子選擇自殺。
王冠認為，除了社會各界的努力，家長積極回應孩子的感情訴求也很重要。家庭教育中，要對孩子有高質量的正向回應，營造好的親子關系。還要為孩子樹立長遠的價值觀，明確的目標和夢想能幫助孩子找到“自驅力”，一次次在挫折逆境中站起來。還要鼓勵孩子多參與同齡人的社交活動。有了良好的社會關系和人際支持，孩子也會更自信。
劉長輝表示，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防治抑郁癥的重要環節。平時可以帶著孩子多參與一些戶外運動，和孩子一起玩他喜歡的球類運動，保證每天的運動時間，運動可以通過生理和生化反應改善體內的激素分泌水平，預防抑郁癥的發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