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希臘城邦的公民教育論文(古希臘公民接受什么教育)
作者:晏紹祥(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)
家庭教育是每一個父母必修的課程,國家也推出家庭教育促進法,主要是如何通過家庭教育的培養,讓孩子身心健康成長的,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團隊13年的家庭教育服務經驗總結:家庭教育應實現三個目標:第一個孩子身心健康成長,第二個孩子綜合素質的培養,第三個孩子的完成學業,家長你認可嗎?
主持人語
本期主持:晏紹祥(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)
本期主題: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教育及特征
從古至今,教育都是人才成長、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。在人類歷史上,各種文明立足于社會發展需要及各自實際,設計了相應的教育制度。通過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等方式,培養合格而忠誠的公民,滿足不同職業的人才需求,也有助于人類文明的傳承。本期刊發的文章分別介紹了古希臘城邦如何展開公民教育、古代羅馬的家庭教育特色以及古代埃及的職業培訓教育,以期窺見早期地中海世界教育的歷史圖景。
據普魯塔克記載,斯巴達人傳說中的立法者來庫古將公民教育“看作是立法者最偉大、最崇高的任務”,對斯巴達公民的教育做了詳細規定。孩子們一長到7歲,就由國家收養,編入連隊,“在連隊里他們遵從劃一的紀律,接受劃一的訓練,因而漸漸地習慣了彼此一道游戲和學習”。自12歲起,訓練強度提高。少年們平時住在一起接受訓練,洗浴一般在優羅塔斯河中進行;夜間睡在地鋪上,墊的是他們搜集來的燈芯草穗子。城邦故意不提供足夠飲食,不足部分由孩子們想辦法來補充。每個單位都有隊長,由其組織日常訓練和管理,并對青少年進行教育,教育方式是經常性地考察少年們是否知道城邦的名人及事跡,意在通過名人樹立正確規范。所有這些嚴厲措施的目標,都意在使未來的公民們“善于服從命令、吃苦耐勞與能征善戰”。那些在訓練中表現杰出的,在斯巴達人舉行的公開表演中會受到贊揚,反之會遭到揶揄甚至嘲笑。
經歷如此嚴苛的訓練后,據稱斯巴達人的確按照來庫古的設想,成為非常優秀的戰士。“斯巴達人是世界上唯一的、只有戰爭才使其從備戰的訓練中得到喘息機會的人”。在決戰過程中,“他們行進著,步點叩著長笛的節奏,戰斗的行列嚴嚴整整,戰士的心靈里沒有絲毫恐慌。他們安安詳詳地、高高興興地前進,高唱贊歌,投入殊死的戰斗”。
相較于斯巴達人特殊的教育方式,雅典和其他城邦的公民教育則是另外的情形。色諾芬說,“在其他希臘人國家,那些宣稱給予了他們的兒子最好教育的父母,一旦他們的兒子懂得他人話語時,就會把他們托付給一個導師,將他們送到學校學習識字、音樂,并在訓練館訓練。父母還給孩子穿鞋,使得孩子足部嬌嫩;不斷更換衣服,縱容身體的成長;他們還習慣讓孩子盡可能多吃”。色諾芬的記載大體符合實際,絕大多數城邦把未成年人的教育留給家庭和學校。集體授課的學校始于古風時代,古典時代進一步發展。到公元前5世紀初,孩童穿過大街到教師家里上課已成常態。除學習讀寫和算數外,孩子們最重要的科目是體操和音樂。體操意在使學生有強壯的體格,以適應未來勞動和作戰的需要,音樂包括彈奏樂器、舞蹈和唱詩。在古希臘人那里,詩歌和音樂密切相連,詩人同時也是音樂家,而且詩歌絕非純粹的文學作品,它承載著希臘人的文化理想,傳達著關于城邦、道德、友誼、愛情和生活的觀念。詩人是希臘人最重要的老師之一,學校教育也因此成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。
公元前5世紀中期起,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以及雅典成為希臘世界的經濟文化中心,大批智者如高爾吉亞、普羅塔戈拉和希皮亞斯等來到雅典,招徒授課,教授演說或者其他技藝,以使學生適應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。到公元前4世紀,在雅典等城邦,還出現了高等教育機構,如伊索克拉底的修辭學校、柏拉圖的學園和亞里士多德的呂凱翁學園等。城邦雖然不直接介入學校教學,但明確了教育的基本目標是培養合格的公民和政治家。約自公元前5世紀后期起,雅典城邦直接介入公民教育,對18~20歲的青年進行集體訓練。這種被稱為埃菲比亞的制度由城邦出資并指定專門教師。受訓期間,青年人要學習重裝步兵的格斗技術,駐防雅典要塞,宣誓把城邦利益置于個人之上,遵從雅典文化傳統。經過兩年的訓練后,青年人要在公民面前展示訓練成果,并接受城邦頒發的武裝。埃菲比亞制度的基本目標,也在培養具有軍事技能且忠誠于城邦的公民。
除了學校教育外,城邦還通過節日等形式,教育那些已經成年的公民。古希臘城邦節日眾多。奧古斯丁曾譏諷地宣稱,希臘人崇拜的神和他們節日的數量,比他們一年的天數都要多。這位基督教神學家顯然誤解了宗教和節日在古希臘城邦中的角色。希臘人的崇拜和節日并不只是宗教和娛樂,它們具有非常強烈的公民教育功能。以雅典為例,在泛雅典娜節舉行的比賽中,部分項目如火炬賽跑和賽船等,只有公民可以參加,也只有公民可以進入衛城的神廟,表達了雅典公民相對于外僑、婦女和奴隸等邊緣群體的特權地位。酒神節期間,雅典會表彰為國家作出杰出貢獻者,宣布他們的名單;那些父親陣亡后留下的遺孤,在由城邦撫養成長到18歲時,會在這個節日上接受城邦贈予的一套重裝步兵盔甲。儀式傳達了新一代公民在城邦資助下的延續,勉勵他們繼續為國而戰。這些活動既展示了雅典的強大,也培育了公民的愛國熱情。
國葬典禮及其演說是雅典進行公民教育的另一重要活動和形式。這個由梭倫創立的一年一度的儀式,是為當年犧牲的戰士舉行公祭,以彰顯城邦對那些為國捐軀者的褒揚。在葬禮的最后,是當時雅典最為知名的政治家發表演說。在演說中,演說家都會在贊揚陣亡者功績的同時,縷述雅典曾經的偉大及其制度的優越性,鼓勵公民們繼續為城邦獻身。用伯里克利的話說,“他們(陣亡者)的行動……無愧于他們的城邦。我們這些還生存的人們可以希望不會遭遇和他們同樣的命運,但是在對抗敵人的時候,我們一定要有同樣的勇敢精神。……我寧愿你們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偉大。它真正是偉大的;你們應當熱愛它。當你們認識到它的偉大時,然后回憶一下,使它偉大的是有冒險精神的人們,知道他們的責任的人們,深以不達到某種標準為恥辱的人們。……他們貢獻了他們的生命給國家和我們全體;至于他們自己,他們獲得了永遠常青的贊美”。
雖然不同城邦采用的教育方式不同,但不能否認它們都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。斯巴達的教育培育了公民的集體主義精神,他們“懷著近乎忘我的熱情和雄心壯志,將自身的一切皆隸屬于國家”。雅典國葬典禮的演說,效果也不遑多讓。蘇格拉底夸張地宣稱,在聽過阿斯帕西亞發表的國葬典禮演說后,那些仍然活著的雅典人,包括陣亡者的親屬和普通的公民,都“會突然產生一種優越感……他們感到這個偉大的城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顯得更加神奇”。雅典人的尊嚴感、對國家的認同感,在一年一度的葬禮演說中獲得了空前強化。
古希臘的理論家們對教育塑造公民的作用也有深刻的認識。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說,政治家必須是具有治國專業知識的人,而要獲得專業知識,就必須接受教育。柏拉圖極其重視哲學王和衛國者的教育,認為良好的教育能使哲學家的本性獲得好的教育培養,使他們固有的善發芽成長。為保證理想國教育的成功,柏拉圖設計了一套相當完整的教育制度:教育應當從兒童時期開始,循序漸進。學習完成后,再經過15年的見習期,到50歲時研習哲學,必要時擔任官職,承擔治理國家的責任。作為哲學家,他們還要擔任教師的角色,培養新的接班人。
亞里士多德也意識到城邦的穩定與公民教育密切相關,要求城邦根據政體精神教育公民,否則會使城邦陷入危機之中。用他本人的話說,“這里所謂按照政體的精神教育公民,并不是說要公民們學習寡頭黨人或平民黨人的本領。應該培養公民的言行,使他們在其中生活的政體,不論是平民政體或者是寡頭政體,都能因為這些言行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長治久安的效果”。
作為公民共同體,古希臘城邦根據各自的實際,創造了與自己的制度和社會相適應的公民教育體系,古希臘的思想家也充分認識到了教育的價值,并從哲學高度做出了理論闡釋。他們關于教育與公民性格、政體精神相互促進的見解,仍能給我們一些啟迪。
《光明日報》( 2021年03月29日14版)
來源: 光明網-《光明日報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