孤殘孩子長大了,變老了怎么辦呢（孤兒長大了怎么辦）
本文原發于2022年5月12日出版的總第855期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，原題為《兒童福利保障要形成合力——專訪中國公益研究院執行院長高華俊》。
心理健康是每一個父母最擔心的問題，只要孩子稍微有些情緒的波動，父母就會擔心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心理問題？這就是需要父母系統學習了解各年齡階段孩子的身心發展特點，如何幫孩子消除焦慮的情緒，幫孩子做好心理營養，心理建設等，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老師在直播課里都有系統講解，想學習的家長聯系我們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王劍英 編輯高雪梅
在國務院印發的《中國兒童發展綱要（2021—2030年）》中，要求堅持兒童優先原則，更加注重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和網絡對兒童的全方位保護。
3月4日晚，在北京國家體育場舉行的北京2022年冬殘奧會開幕式上，重慶市特殊教育中心揚帆管樂團奏響了國際殘奧委會會歌——《未來贊美詩》（吳壯/攝）
兒童是國家的未來、民族的希望。
在國務院印發的《中國兒童發展綱要（2021—2030年）》中，圍繞兒童的健康、教育、社會保障和福利、家庭、環境、法律等領域提出了目標和措施，要求堅持兒童優先原則，更加注重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和網絡對兒童的全方位保護。
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是中國第一所公益研究院，成立12年來，專注研究兒童、老人和殘疾人三大弱勢群體的福利與保障問題。
日前，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專訪了該院執行院長高華俊，他就當前我國兒童福利、兒童保障方面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分享。
高華俊
進步明顯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近年來，我國的兒童福利取得了哪些重大進展？
高華俊：曾經，中國兒童福利是“三無”——無立法、無專門行政機構、無固定經費。
現在，雖然還沒有兒童福利法，但是2021年6月施行新修訂的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，帶有很大的兒童福利法特質，所以法律上是有進步的。
無專門行政機構也解決了。民政部最早連兒童福利處都沒有，2016年成立了未成年人（留守兒童）保護處；2019年民政部又成立了兒童福利司。
經費方面，縱向比較進步巨大。這里有一個標志性事件，2010年國家首次出臺文件發放孤兒津貼，當時中央財政拿出了25億元。此前中國對兒童是沒有福利津貼的，因此2010年又被稱為中國兒童福利元年。
2010年，我們做抽樣調查，當時全國的雙孤（即父母雙亡）兒童約70萬人，此外還有事實孤兒約70萬人。事實孤兒指父母并沒有雙亡、但家庭沒有能力或沒有意愿撫養的兒童，比如父母在服刑等。
我國對孤兒的定義比較嚴格，要求是雙孤。這幾年政策進步較快，2019年民政部成立兒童福利司后，一個大動作就是津貼福利普及到事實孤兒。孤兒津貼惠及人數最多時是2012年，覆蓋57萬多人。2020年是19萬多人，一方面孤兒確實減少了，另一方面還是認定標準高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我國經濟水平的提升，對兒童福利提出了哪些新要求？
高華俊：現在主流的說法是從補缺型向適度普惠型轉型，但我認為，兒童福利一定要向普惠型努力。
首先，普惠型有一些標志，比如行政力量發達，社會服務專業；其次，要有普惠型的兒童津貼，不只是對孤殘兒童、困境兒童，只要是孩子都必須得有；第三，城市的建設、社區的建設都是兒童友好型的，在設施、服務、專業化水平上都要跟上。以上這些目前不要求正處發展中的省份去做，但發達地區肯定是可以做的。
兒童保護也要普惠型，社會要成為保護兒童的重要力量。我們強調政府責任、立法保護，這是前提，必須有這些來守住底線。新版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最大的亮點是提出了網絡保護，網絡保護存在很大的技術性、隱私性、隱秘性，這是適應時代的。
2018年中國兒童福利與保護宣傳周嘉賓合影
合力推進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兒童保護、兒童福利不僅是政府的事，也需要社會力量參與，現在都在強調合力，要擰成一股繩。你認為應該如何形成合力？
高華俊：政社合作方面，我認為現在政府方面沒有大的障礙，社會力量方面我們正在積極倡導。傳統社會，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確實存在一些不信任，特別是社會組織會有一些不開放的心態，比如不跟政府合作，甚至唱反調。但如果社會組織不把自己的行動跟政府的戰略目標、規劃統一起來、合作起來，很難充分釋放其社會作用。
我們看到，凡是公共政策有進步，社會有很大的良性改善，都是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良性互動的結果。
政策倡導最好的情況是，社會組織先用很低的成本、很少人的參與，去做社會實驗，去解決一些迫切的、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，探索出模式以后，把這個事交給政府，政府直接把它變成政策。
免費午餐是很好的典型案例。一開始是民間志愿者在做，3元的午餐補助標準，找了幾個地方試點，中間還遇到不少問題。后來政府發現這個事很好，整個接過去，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，十年來覆蓋約3800萬學生，標準從3元提高到4元又提高到5元。2021年中央財政一年就投入了260多億元，支持改善農村學生營養狀況。這是極大的力量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嗎？
高華俊：兒童福利示范區項目也是個很好的例子，這是我們院的標志性項目。
它啟動于2010年，由中國公益研究院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、民政部三家合作倡導，選取了5個省的12個縣、120個村開展試點。目的是解決基層鄉、村兒童福利和保護的問題，主要手段是在村一級設置兒童福利主任，在鄉一級設置兒童福利督導員。由于效果很好，2016年國務院在全國推廣普及這一經驗。現在全國約有67.5萬名兒童福利主任，5.6萬名兒童福利督導員，成為全國性的制度。
2019年山西省聞喜縣兒童主任在兒童之家開展活動
這個項目，僅靠我們院，能服務到的也就1000多個村。一個機構的服務能力總是有限的，政府有能力將其變成政策，已在全國建立起了一支70萬人的隊伍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稱其為最佳實踐（best practice），已經推薦給全世界30多個國家，他們把兒童福利主任稱為“赤腳社工”。
這種模式實操起來可能不會都這么快，效果也有不可預測性，但總體方向是明確的。尤其像兒童政策這種軟性的、柔性的事情，社會組織能發揮很大的作用。
挑戰仍在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最近關于特需信托的新聞較多，一些家長為自己的心智障礙孩子簽署信托協議，目的是在父母走了以后，孩子可以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獲得有品質、有尊嚴的生活。這也是民間力量在努力推動，希望政府出臺相關政策。
高華俊：這事我知道。民間公益組織融愛融樂、星星雨是積極推動者，融愛融樂的監事長李俊峰、星星雨的創始人田惠萍，都是心智障礙孩子的家長。他們屬于極高尚、能力極強的一群人，擔當起了這樣的責任，不僅為了自己的孩子、也為別人的孩子探索路徑，很了不起。
這里涉及的問題是，殘疾兒童長大以后怎么辦？尤其孤獨癥，需要終生干預、照料，需要一個全生命周期的保障體系。它跟過去按年齡段來保障的體系如何融洽起來、完成接力？孩子長大了怎么辦，變老了怎么辦，父母不在了怎么辦？其中就業問題難度最大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以前有哪些解決手段呢？
高華俊：國家的基本福利制度能給那些“三無”（無生活來源、無勞動能力、無法定撫養人）兒童兜底。中國殘聯系統有一套托養體系，像北京在各個社區建立了溫馨家園，支持就業年齡段的殘疾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跟社會接觸。但這屬于項目制，沒有制度化，沒有固定預算，保障力度還是有限。
目前就業年齡段的殘疾人主要依托家庭，這類家庭十分需要有強大的國家保障和社會支持。
我們正和中國殘聯合作，做托養服務研究，希望通過研究再提出一些解決方案。
2021年9月7日，在寧夏殘疾人康復中心，教師指導康復教育班的兒童和家長進行康復訓練（楊植森/攝）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目前，兒童保護整體還存在哪些挑戰？
高華俊：最大的挑戰是服務專業化。硬件設施還好辦，未來最大的問題是人的問題，照料的專業化問題。因為培養人才需要周期，要有一套培養體系、職業化體系、薪酬體系……這一套體系建起來以后，才能形成一個行業。沒有行業支持，哪來的專業化？
現在正在推進的3歲之前嬰幼兒托育保護，過去完全是家庭化，社會基本沒承擔什么責任。城市里有不少媽媽一生完孩子后，就辭職變成全職媽媽。如果對方不專業，你也不放心把那么小的孩子交給別人。
武漢，“天使媽媽”李溶溶帶聽障寶寶進行“五官辨認”游戲
我們力推的基層兒童保護社工，專業化也存在很大問題，它是兩張皮：通過考試獲得社工資格的人，很多不做社工的事，不在一線。在一線工作的可能文化水平比較低，比如村里的兒童福利主任，我們一般要求是初中文化，收入待遇也不會給得太高，讓這些人去考社工證，也不太現實，但他們確確實實在做社工的事。
社會服務如何專業化，得找一個最普及的方法。因為它量大，好幾億的兒童，各地都需要。如何推動兒童主任走向職業化？我們正在加強與有關部門合作，開展試點，逐步解決兒童主任的社會工作職業資格問題。
對于兒童保護的社會響應機制，尤其是防止兒童被拐賣、虐待這些底線問題，需要制定流程手冊，構筑一個更好的防線。比如，只要發現有孩子失蹤、被拐賣、被虐待等，是可以第一時間在整個公共體系上發出警號，就像我們現在應對極端天氣、疫情防控，大家的手機都能第一時間收到信息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中國社會政策進步指數是公益研究院的重要成果，它包括兒童、養老、殘疾人、慈善四大指數。近年來發布的指數報告顯示，北京、浙江這些經濟發達的省份在兒童政策指數上排名靠前，寧夏排名也相當靠前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高華俊：這跟寧夏傳統的風氣、政府的工作力度有關，它不僅兒童工作做得好，在養老、慈善方面都有很多探索，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當成特別的大事來抓。
湖北也好幾次榜上有名。
大家在民生賽道上比拼政府治理能力，這是非常好的現象。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水平，大家都說美好生活，對“一老一小”的保障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。
總體來講，發達地區領先姿態明顯。排行榜上，北京、浙江、廣東一直都很靠前，跟經濟發展水平是正相關的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3月舉辦的冬殘奧會，我國取得了歷史最好成績。像這類大型體育盛會，對于包括殘疾兒童在內的殘疾人有哪些積極意義？
高華俊：殘疾人包括殘疾兒童的最大需求是，社會的包容和社會的參與。這種大型運動會是最好的宣傳殘疾人權利、展示殘疾人精神風貌、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。
但離整個社會的包容和普及，還是有很大的差距。中國的殘疾人對社會生活的參與程度還是不夠。雖然我們有盲道、有殘疾人車位等無障礙設施，但仍屬于起步階段，無障礙水平還是較低。
我經常坐地鐵，發現地鐵某些段、某些站沒有無障礙設施。城市里存在盲道被占用現象。現在很多城市在建無障礙城市，比如深圳、北京，但要走的路還比較長。
總之，過去在補缺型的道路上走了很長時間，現在要走普惠型的道路，要跟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，這個路還長，但這是我們整個社會的任務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對兒童關愛保護，最本質的原因是什么？
高華俊：如果把人類命運看成一個整體，兒童關系到整個人類生存和人類文明的永續性。國家把發展兒童福利作為第一要義，從歷史經驗上是有證據的。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1601年在英國頒布，關注的就是兒童問題。慈善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從兒童出發，各國的歷史經驗都是如此。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公益慈善是托起兒童的一股重要力量。這兩年中國慈善有什么新特點？
高華俊：今年有一個特別大的進步，我們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的慈善體系，也就是中國之善。它跟美國的私人慈善不一樣，美國是靠富豪帶領發展起來的，強調的是陌生人的慈善。
中國之善最大的特性是公共性。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文化強調天下為公，幾千年的傳統社會中，大家都是鄉親鄰里的關系。中國政府是一個民生政府，整個中國處于社會治理的轉型時期，這時候更要強調慈善的公共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