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三那年冬天，胡果（化名）在家里割腕了，這是她第一次割得那么深，鮮血直流。
不知道是天氣太冷，還是割的位置不對，血自己止住了。她想，“行，老天爺不開眼。”下午還要繼續上課，胡果清理了現場，用一個創可貼遮住傷口，神色如常地去了學校。
如今，胡果已21歲，這道手腕上淺紅色的刀割痕，依舊依稀可見。她在2018年才被確診為重度抑郁，但從初一開始，自我傷害的行為已持續了10年。
2020年9月11日，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印發了《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》，方案確定了試點地區到2022年的工作目標，任務中特別提出：“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，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，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，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。”
像胡果這樣患有抑郁癥青少年，正在慢慢被看見。
“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精神醫學”微信公眾號中的科普推文。
“克制不住自己，就像吸毒一樣”
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11月5日聯合發布的數據顯示，目前全球大約每五個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正遭受心理健康問題的困擾；在15至19歲的青少年群體中，自殺位列第二大死亡原因。
胡果承認自殘是痛的，但是痛感幾乎成了唯一起作用的發泄方式。“感覺自己是一副軀殼，需要一點疼痛來找到存在感。”
自殘行為是抑郁癥常見的臨床表現，相比于成年患者，在青少年患者中出現的比例更高。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崔夕龍表示，“可能半數以上的孩子會有自殘的行為。”
崔夕龍主要研究青少年抑郁癥方向，在她看來，自殘是非常棘手的問題，“它是自殺行為高風險的預測指標，孩子如果情緒繼續走下坡路，或者說哪一次割得再深一點，很容易出意外。”
正是因為體驗過自殘這種不受控的上癮感，胡果也想盡力拉他人一把。
“我堅決反對別人嘗試自殘，一旦產生依賴，會克制不住自己，就像吸毒一樣。”每次看到有網友想要自殘，她總是盡量用幽默輕松的語氣留言，“我說，‘姐妹，相信我會留疤，你知道這個疤有多難祛嗎？’”
“我會說具體的事情，讓她把注意力集中到結果，而不是自殘的過程。”這樣的勸說有時候有用，有時候沒用，但她希望“能少一個人就少一個人”。
“真正需要做的是，回歸自己的生活”
通過瀏覽網絡上的一些說法，湘湘（化名）在初三意識到了自己的“不對勁”和抑郁癥有關。進入高中后，她更加喜歡一個人呆著，網絡成為她了解世界的主要通道。
像湘湘這樣通過網絡了解抑郁癥的青少年患者很多。據崔夕龍觀察，目前的一個普遍現實是，孩子比他們的家人更了解抑郁癥，孩子的自我識別意識正在增加。
崔夕龍明顯感覺到，近兩年，青少年抑郁癥患者在青少年時期就得到確診的比率明顯上升。這同時得益于整體社會意識的覺醒。青少年自殺的相關報道引發了熱烈的公眾討論，各大網絡平臺也進一步助推了相關科普宣教工作。
但網絡是一把雙刃劍。移動設備的普及使兒童青少年得以與海量的網絡信息直接接觸，但是他們的心智尚未成熟，再加上學業壓力，非常容易導致不良情緒的出現。崔夕龍語氣無奈，“這也是目前我們兒童精神科醫生很頭疼的地方。”
現在，胡果很反感大批抑郁癥患者聚集的網絡群組，“一堆深陷泥潭的人在一個群里的時候，那個群本身就會成為一個泥潭，大家都在沉淪。”
在她之前待過的患者群里，有很多懵懂的孩子。一次，一個初中升高中的妹妹在群里尋求幫助，胡果告訴她，最好的辦法是明天就去看醫生。
而今年疫情最嚴重的時期，鋪天蓋地的新聞又讓她數次陷入情緒的泥潭，后來，她不再緊密關注時事。“真正需要做的是回歸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在網絡上給自己制造焦慮。”
湘雅二醫院精神科兒童青少年門診候診區。
“倡導家長堅持用理解和傾聽的姿態，讓孩子敞開心扉”
理論上，青少年抑郁癥成因多樣，包括遺傳的生物學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。但依崔夕龍的門診經驗，“遺傳成因的病例較少，更多的孩子患病是因為缺少足夠的社會支持。”
家庭支持是青少年社會支持系統里極為重要的一部分，而屬于胡果和湘湘的這部分并不完整。
胡果的父母都是控制欲很強的人。他們全盤掌控女兒的吃喝拉撒：偷看她的日記，限制她的交友，甚至“買通”她的朋友作為探子……
“無可否認，他們絕對是愛我的，但是那種愛太讓我窒息了。”初中三年里，她從來沒有睡過一個好覺，晚上總是偷偷地哭，枕芯上有著一圈又一圈的淚痕。
湘湘也不愛和父母說話。湘湘從小性格內向，初中日漸加重的學習壓力，成為了不良情緒最初的導火索。加之與父母溝通不暢，和同伴交往中受到誤解和背叛，多方面的壓力讓她無所適從。
升入初三后，她通過班主任把問題反饋給了父母。“我們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。剛開始她情緒不好，我們以為只是青春期的情緒不穩定。”湘湘媽媽眼圈泛紅，聲音里都帶著哭腔，“每次她說和我們有代溝，我都會哭，很希望她能快點好，但是她不愿意跟我們溝通。”
為了讓女兒快點好起來，這是一家人第三次從永州趕到湘雅二醫院。
崔夕龍診室接待的兒童青少年，80%以上會要求父母去診室外等候，有相當一部分孩子表示從未主動和父母吐露過心理情況。
“不是所有的孩子一開始都不愿意和家長溝通的。事實上大部分家長還是很難做到絕對的尊重，更多是說教，孩子會有一點反感。”崔夕龍倡導家長用堅持理解和傾聽的姿態，慢慢地讓孩子卸下防備、敞開心扉。
長沙市周南中學的心理咨詢室。（圖片來源于受訪者）
“預防和解決青少年抑郁癥的問題 需要社會的多方關照”
預防和解決青少年抑郁癥的問題，僅僅依靠孩子自救與家長反思顯然不夠，還需要社會的多方關照。
在學校層面，崔夕龍建議，“至少要有能找著的心理咨詢老師，當一個孩子出現情緒問題，有一個便捷的地方先去表達和接受評估。”
事實上，國家早已有相關明文規定。教育部印發的《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（2012年修訂）》規定：每所學校至少配備一名專職或兼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，并逐步增大專職人員配比。
長沙市周南中學的心理咨詢室周一至周五午休時間開放。心理老師封蕓帙介紹，中學心理健康工作以“預防為主，治療為輔”，心理老師會通過交談和相應的量表來監測孩子的心理狀況，如果顯示抑郁值相對較高，會推薦家長到正規醫院做檢查。
在更廣闊的社會層面，崔夕龍希望能建立健全學生心理問題的保障機制：重視科普宣教，提高預防和早期識別的意識；建立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綠色通道，提供便捷的心理求助熱線和專業的醫生。她透露，目前湘雅二醫院正著力在醫院內部建設青少年兒童心理服務中心，方便老師直接將孩子轉診到醫院做評估。
大學畢業后，胡果成為了一名圖書編輯。父母的控制已經減輕很多，也不再總是批評她。但少年時造成的傷害永遠不可能被彌補，現在她暫居長沙，很少主動和父母聯系，只是偶爾打電話問候他們的身體狀況。
剛成為高中生不久的湘湘，已經對未來有了朦朧的勾畫。關于自己的病情，她認為只有專業醫生才是最有幫助的人，所以她以后也想學習心理學。抑郁癥不可避免地對學習狀態產生了不良影響，但她還是想往這個方向努力，因為真正經歷過，她覺得自己“可能會有一些經驗去幫助這些人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