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千里江山圖》全文未出現過“愛情”二字，讀者看到最后，只看到為千里江山奮不顧身的年輕人。文藝批評家毛尖感慨，“這真是孫甘露寫得最好的一封情書。他不僅自己版本升級了，也讓這個時代的愛情版本升級了。”2023年，先鋒小說家孫甘露以《千里江山圖》斬獲茅盾文學獎，成為繼王安憶、金宇澄之后，第三位獲得該獎的上海作家。
4月23日下午，孫甘露在“閱讀上海”復旦大學第十二屆讀書節上亮相，作“文學中的上海”主旨演講。同日下午，根據小說《千里江山圖》改編、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張瑞涵、馬伊琍、韓秀一、馮暉、杜若溪等主演的話劇在復旦相輝堂上演，北堂座無虛席。
“寫小說好比‘紙上談兵’。要把它演出來需要真實鮮活的人，有心跳、有血壓、有氣息。書是一種媒介、以文字為載體，而在劇場里觀眾看到的、感受到的，完全不一樣。我曾看過這部話劇的首演，演得很好。”孫甘露在接受復旦大學融媒體記者采訪時說。
對話復旦師生，講述文學與人生
《千里江山圖》圍繞戰斗在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，和一個即將啟動的名為“千里江山圖”的秘密行動而展開。從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，打撈出隱秘而偉大的歷史事件，以黨中央從上海轉移到瑞金為背景，融入革命、諜戰、理想、情感等元素，描摹出英勇無畏的共產黨人群像，記錄了陳千里等人驚心動魄的地下斗爭。
《千里江山圖》涉及的歷史是來自個人想象還是史實考察？孫甘露坦言，作家寫作有不同的方法，但是本書是涉及到中共黨史的歷史題材，在材料的考據上慎之又慎。“不過小說創作不是一個材料的競賽，它兼有想象和歷史材料。有時候想象所抵達的真實，比材料更加真實。”
孫甘露認為，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空間，他遵循“大事不虛，小事不拘”的原則，在重大的歷史事實方面避免虛構、尊重史實，而在小細節上適當地虛構，進行一些文學創作，為此，他做了很多的采訪和資料準備。小說前后寫作歷時一年多。但實際可能準備的時間更長。
“還原當地具體的某一天、某一時刻，以及其中的人物和當時做的事、看到的東西、吃的東西、心里的感受，以及面對一些具體時刻的時候，他究竟是怎么做抉擇的。這些對我們后人來說，很值得深思，很想去一探究竟。”另一方面，寫作在具體時間有具體的愿望，比如青年時期有較多幻想、不受拘束，中年以后轉向對于歷史的觀照。
坐在孫甘露身邊的，是復旦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、作家、文學評論家王宏圖。他和孫甘露是多年老友，曾第一時間參加了《千里江山圖》研討會。“孫老師80年代創作了很有‘先鋒特色’的小說，對照《千里江山圖》和早期作品，我們會發現一個明顯的差異：在某些程度上，早期的作品更多像詩，就像帶有非常強烈的夢幻色彩的詩；《千里江山圖》是紅色作品，同時又是一部敘事作品。”
講座尾聲，孫甘露與復旦師生交流。一位圖書館碩士研究生閱讀《千里江山圖》時被蕩氣回腸的家國情懷深深觸動，向孫甘露提問：“您覺得話劇語言的呈現或者影視的表達方式，與小說語言有什么樣的區別？”孫甘露認為，不同的藝術形式各擅勝場。《千里江山圖》已被改編為話劇、評彈、廣播劇、劇本殺等藝術形式，還將被改編為電視劇、電影等。孫甘露沒有參與任何一個版本的改編，因為他想交給專業的人們去做。
相輝堂。伴隨著話劇《千里江山圖》大幕拉開，復旦師生仿佛重回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，沉浸式感受那些隱姓埋名、在黑暗中點燃火炬的英雄故事。話劇采用敘事體的形式，舞臺上，一群閱讀小說的當代青年漸漸化為書中人物，并不斷在兩者間穿梭。演員用生動的表演力，充盈而磅礴的情感逐漸將劇情推向高潮，更讓原著中的人物栩栩如生。為了在舞臺上實現小說中“移步換景”式的敘事轉場，話劇《千里江山圖》利用虛實結合，同時通過裝置組合與轉臺設計，為場景的切換和舞臺動線提供更多靈活性。
“有時候，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見了我自己。看見我在望著你，在這個世界上，任何地方，一直望著你，望著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。”話劇結尾，演員們在星空背景中交替朗誦原著小說中的《一封沒有署名的信》，這個關于理想、關于信仰、關于犧牲的故事讓師生淚目，相輝堂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。
“話劇《千里江山圖》的改編基本忠實于原著，采用了國際流行的‘邊說邊演’的方式，團隊付出了心血，整體的舞臺呈現、場面調度、表演音樂都令人感動。”孫甘露在采訪中對話劇的編劇和導演表達感謝，贊賞演員的演出。同時他認為話劇雖然是根據小說改編的，卻已經是一個獨立的作品了。
一位MFA創意寫作專業的女同學向孫老師請教“如何提升寫作者的自覺或自信”，孫甘露回答：“寫作是創造，小說寫作是一個想象性的活動，最重要的還是感受一個人。寫作是伴隨著你的成長而來的，我覺得不要著急，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時間點。寫作對你意味著什么，實際上就是你的一生意味著什么。”
孫甘露：在虛構與真實之間的上海記憶
活動開始前，孫甘露老師接受學校專訪，講述《千里江山圖》的背后故事，分享創作與閱讀的心得感悟。
1933年，茅盾在上海出版了長篇小說《子夜》，而《千里江山圖》的故事也發生在那一年的上海。90年后，2023年8月11日，孫甘露以《千里江山圖》榮獲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，上海這座城市成為他們共同的文學紐帶，交織時空的回響。
作為繼王安憶、金宇澄之后第三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上海作家，孫甘露坦言：“上海毫無疑問是上海作家最重要的一個描寫對象，因為我們就生活在其中。”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道：在某種意義上，上海對我們來說就是全世界。
外灘華懋飯店、世界大旅社、郵政大樓、大光明大戲院、肇嘉浜、朱家角鎮……孫甘露在《千里江山圖》中勾勒出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城市記憶，來源于自身生活經驗、檔案資料考察與歷史專家采訪等方面。“我出生在上海，在上海生活了60多年，這些經歷、經驗和記憶慢慢地心里產生各種化學反應。書里寫到的這些地點，對我來說是很多年里每天路過的地方，非常熟悉。”
《千里江山圖》擁有一個真實而宏大的歷史背景，“但是這個故事從‘千里江山圖’的書名，一直到最后的附錄都是虛構的。”曾經有讀者看到全書最后《一封沒有署名》的信，以及附錄的口述記錄、犧牲烈士名單等材料，為“真實”的描寫而感動落淚。孫甘露則說：“小說正文后的附錄都是虛構的，把它放在小說正文的最后，也是小說寫作的一部分。”而在小說正文緊迫的任務后面放進來一封抒情的書信，“讀者可以發揮想象力，看成是書中具體人物寫給另一個人的書信，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所有人寫給所有人，或者當時的人獻給今天的人的一封信。”
愛情，是孫甘露的主要發明。但是，十八萬字的《千里江山圖》，沒有出現過“愛情”兩個字。雖然小說中也有幾對青年男女，但孫甘露沒有給他們時間談情說愛。“文學創作也是營造真實性，給讀者營造真實感是一個蠻重要的方面。因為《千里江山圖》的故事題材，以及時間推進的制約，無法在正面完全展開愛情的鋪陳描寫。”孫甘露笑言，“當然愛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物，但是含蓄點到，欲言又止的描寫，也會有不錯的效果。”
《千里江山圖》從未出現過“愛情”。“我們摯愛的只有我們曾經所在的地方，即使將來沒有人記得我們，這也是我們唯一愿意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。”愛情卻在這個關于信仰的故事里得到升華。
寫作關乎內心，閱讀讓人與人貼近
年輕時是郵遞員，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，孫甘露認為成為作家與曾經的職業之間沒有必然聯系。“寫作是相當內心化的，不同的人在一個具體的環境里面，他所感受到的、他所領會的完全不同。”比如一個常年居住在上海的人，未必會注意到上海一年四季的氣候變化，每一個不同季節下雨，雨水老建筑上漸漸收干的那種感覺。“寫作的人關心的就是這個東西，把氣候變化、日光風雨帶給人的感受特質抓住，如果沒有的話，那上海對你來說也就是一張嘴里面的一口牙。”
孫甘露在寫作過程中保持著一種松弛的狀態，“先鋒派”的歸類、外界評價、獲獎與否，對他來說都是過眼云煙，無礙于心。“我覺得寫作就是你對這個事情有興趣，然后你再去研究它，然后來表現它，這個過程就蠻愉悅的。”
孫甘露不為寫作設定計劃，也沒有具體的計劃。近期他廣泛閱讀材料，“你看材料以后你就沉迷在材料中，覺得材料比這些虛構的小說有意思多了，非常非常精彩。”
對于大學設立創意寫作專業和課程，孫甘露認可其在廣義上對寫作能力的一種訓練，“創意寫作只是引導的方式，寫作確實也需要一點訓練，但是也需要一點點天賦，在我看來還需要一點點運氣。”
在“4·23”世界讀書日當天做客復旦，孫甘露認為在當今閱讀電子化、購書便利的時代，辦書展、讀書會仍有不可取代的價值。“傳播方式在變化，這個商業的模式在變化，有一條是永遠都不會變的，就是人跟人要見面的。作家處理的，無非也就是人跟人的關系。”
孫甘露策劃“思南讀書會”，每周六固定舉辦，已堅持10年，辦了450多期，為大眾搭建公益的閱讀與分享平臺。復旦很多老師學者也積極參與其中，如陳尚君、陳引馳、郜元寶、汪涌豪、張怡微等。
采訪結束，他寄語復旦學子：“靜心讀書”。那是一位作家，也是一位老師對學子的期待。
組稿｜校融媒體中心
文字｜胡慧中
攝影｜岑丹峰、王誠瑞等
責編｜章佩林
編輯｜馬銘澤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