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鴉片戰爭之后，腐朽的清王朝的統治便開始陷入內憂外患中，帝國主義的鐵蹄踏遍了中國的每一寸國土，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。與此同時，民間的起義力量此起彼伏，先有太平天國，后有辛亥革命，而后者成功地結束了清朝統治，為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。
然而，僅僅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三個月后，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極其領導的北洋軍便竊取了革命的果實。在政治上，他恢復帝制；在經濟上，他竭力維護帝國主義、地主階級的利益；在文化上，他掀起“尊孔復古”的逆潮。孫中山先生畢生追求的“獨立、民主、共和”一去不復返，辛亥革命宣告失敗。
究其失敗的原因，從主觀方面來說，第一，革命綱領具有模糊性，最終導致革命主體的復雜性。以同盟會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沒有提出明確的反帝口號，甚至幻想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（見《告各友邦書》）。同時，他們將所有矛頭直指滿清王朝，而忽略了力量同樣強大的漢族舊官僚、舊軍官，使他們也混入革命陣營。如武昌首義后革命黨人竟然推舉反對革命黎元洪出任都督，這無異于養虎為患。陽夏之役后，革命黨人與黎元洪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逐漸顛倒，后來，黎元洪竊取實權。最終，大權被袁世凱收攬。
其二，此次革命在后期脫離了人民群眾，尤其是廣大的農民群眾。馬克思說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。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，恰恰忽略了這一點。正如周錫瑞教授所言：“賦予辛亥革命以生命力的思想觀念，曾經認為，推翻滿清，建立民主共和政府，20世紀中國的一切弊端痼疾就可以迅速治療矯正。這種信念曾創造了對于革命幾乎是普遍的支持。而在1912-1913年的過程中，對于反滿革命和共和政府那種魔術般靈驗的信念，開始淡薄起來了。對于農民，革命除了帶來一個紳士和官僚更緊密聯合、以維護上流階級利益的新政權外，其余一無所有。”
其三，不能建立堅強的革命政黨，團結一切革命力量。從革命政黨內部來說，成分復雜、派系繁多、矛盾尖銳。如陽夏之役后，江浙聯軍攻克南京，革命中心有東移之勢，此后，南北議和在上海舉行，臨時政府的籌備工作在滬寧一帶展開。而這使得一些自居“首義之功”的湖北黨人大為不滿，孫武等人甚至從此屈從黎元洪。而上海方面光復會的章太炎等人早與同盟會交惡，所以也對黎元洪大加贊助。而這兩個集團卻忽略了共同的敵人——袁世凱。此后，袁世凱得以安全地在一旁坐收漁翁之利。
關于辛亥革命失敗后的教訓，早在1924年，孫中山就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作出了評價， 他指出：“曾幾何時，已為情勢所迫，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 階級謀妥協。此種妥協，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，遂為革命第 一次失敗之根源”，他還指出之所以失敗，“非袁氏兵力之強， 是同黨人心之渙”。
主要有兩點： 一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徹底推翻外國列強和封建 主義的反動統治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;二是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能重走西方的老路，資產階級共 和國的救國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。必須要有徹底的犯帝反封建的綱領 ，必須要有堅強正確的革命政黨 ，必須聯合廣大人民群眾，并解決土地問題 必須要建立一支人民革命軍。
正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以上弱點和錯誤，辛亥革命注定不能成功。這也說明，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，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。雖然滿清覆滅，但同樣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舊官僚也同樣可以相互勾結，輕易扼殺革命。所以，“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，為中國謀求新的出路。”
但是，辛亥革命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。它推翻了清王朝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，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，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權利。從此，民主共和觀念逐漸深入人心。辛亥革命推翻“洋人的朝廷”，客觀上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，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。
